经济史学家、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的英文新著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（《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》）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二十六篇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英文论文。李伯重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、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，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。这些文章发表于不同刊物、不同场合，最早的写于1986年，最晚的发表于2021年，涵盖了李伯重教授三十五年的学术历程。应《上海书评》之邀，经济史学者周琳近日就本书对李伯重先生做了四次采访，李先生分享了他五十年来的学术研究与中英文写作经验。

　　李伯重：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，收在两个部分中的文章都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，没有在内容上做特别的区分。但是这本书的确有一个主线，就是我个人的经历。

　　在我这一代的学者中，我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，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有相对较多的海外工作经历。在海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，必须运用英语，因此我从1986年开始，就不断用英文写作学术论文以及讲演文稿。三十多年来，写了几十篇，现在选出二十六篇结集出版，成为本书。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方面是海外一些学人对我的研究有兴趣，希望能够对我的研究多有些了解，另一方面是对我自己过去的工作做个总结，同时也给国内外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如何成长的例子，作为他们探索学术人生时的参考。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两个部分，都是依照文章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的。姑且不论其学术含量如何，年轻学者可以看到我是如何学习英文写作的，从最初那篇比较幼稚的写作，到后来相对成熟的表述，经历了很长的过程。

　　年轻学者需要了解的一点是：我的英文是到了成年以后才从字母表开始自学的。我在中小学时，唯一能学的外语是俄语。到了“”时期，我被送到边疆农村，作为“知识青年”去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，那时才开始自学英文。学习是在一天农田劳作之后回到住处，晚上在油灯下进行的。不仅没有老师，而且也没有课本，更不用说录音带等学习设备了。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得到了一本苏联出版给苏联人学英文的教科书，于是我就用这本书进行自学，当然走了许多弯路，而且学的只是“哑巴英文”。这个学习不仅费时费力，而且还招致了风险（我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此事，该文已收入拙著《良史与良师：学生眼中的十位著名史家》）。由于当时全国青年的英文水平都非常差，所以我在1978年考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时，英文居然考了第一名。到了厦门大学，才开始正规的英语学习，由厦门大学外语系郑朝宗教授等学者担任老师。郑先生是著名英国文学专家，他为这届研究生开的课是读英国著名文学作品（如莎士比亚、夏洛蒂勃朗特等）的原著选读，这对于我们这批英文基础很差和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的研究生来说，难度实在太高，因此学习兴趣也不太高。而且那时也没有多少英文的中国史著作可读，因此对英文没有予以特别重视。再加上我们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，那时认为日语对研究更有用，因此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学日语，在英语方面花的精力就少了。

　　直到1986年，经吴承明先生推荐，我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（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），才开始用英文写学术文章。限于当时的条件，我仅读过寥寥可数的几本海外学者写的中国经济史英文原著。特别是德怀特珀金斯（Dwight Perkins）教授的《中国农业发展：1368-1968》（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, 1368-1968,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, 1969），这本书对我的学识和英文有重大影响。我读得非常认真，每个生词都查了字典，在写作时尽力模仿他的文风和表述。在工具书方面，我也只有当时国内出版的英汉辞典和汉英辞典各一本，对经济史的英文写作帮助有限。我想请一位精通英文的经济史前辈学者来指导英文写作，但也无法找到。因此只好硬着头皮，尽力写这篇文章。这次写作非常辛苦，以致病倒。文章写好后，借来一台英文打字机，从头学习打字。好不容易把文章打完，送还打字机时，不料打字机从自行车上掉落摔坏，只好用几个月的工资去购买一台新打字机还给人家。这次会议结束后，蒙黄宗智先生邀请到加州大学做一个短期访问，随后又请我于1988年去那里教书一个学期。自此之后，开始不断到美国、英国和日本的一些名校和研究中心教书和做研究。在这些教学和研究中，我不断努力提高英文，最后才能够参加国际经济史学坛的许多重要会议和活动，并且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旨报告。这个过程表明：一个人只要努力，即使起点低，条件差，仍然还是能够做出一些事来的。现在的年轻学者各方面的条件，比我这一代学者要好太多了，我相信他们只要努力，肯定能够做出比前辈学者大得多的成就。

　　写作本书第一篇文章的时候，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您为什么会选择生产力研究?这好像并不是那个时候的很多学者会选择的研究方向。

　　李伯重：1949年以后，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人谈生产力。这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上“极左路线”的影响，人们所理解的“”就是变革生产关系，因此学界也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，连研究现实经济的人都不敢深谈生产力的问题，所以历史上的生产力的研究几乎没有人做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条件接触海外的经济史研究成果，因此完全不知道海外经济史研究到底研究些什么，以及怎样进行研究。当时只能读马列著作，在“”中，我读了《资本论》三卷，觉得马克思对生产力也是相当重视的。此外，我也读过一些1950年代翻译过来的苏联经济史学家的作品，像梅伊曼、斯卡兹金、波尔什涅夫等，觉得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国内大多数学者要深，但他们也还谈到了生产力问题，这就和当时的国内研究很不相同。国内学者长期说“生产关系”，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套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讲，所以我就想试试新的东西。

　　到了1978年，我考上了厦门大学的研究生。这时刚好改革开放了，可以找到一些海外出版的学术著作来读。我读得最熟的一本就是上面提到的德怀特珀金斯教授的《中国农业发展：1368-1968》，这本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是“经济成长”。经济成长当然与技术、人口、资源合理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，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开始探索，越做越觉得有意思。而且国内改革开放以后，风气也有所转变，但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是不太多，所以我想尝试一下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。我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与生产力相关的问题，虽然现在看来比较幼稚，但是我觉得能够从此开始一个新的道路那就很好。

　　当然，生产力的研究有它的局限性，我们还是要从“经济成长”的角度，把经济当作一个系统进行研究。过去我们把“经济成长”划分为“生产力”“生产关系”两个范畴，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全面地来看。古典经济学以及之后经济学的发展，为我们还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框架。所以我后来逐渐不再强调“生产力”，而是更关注“经济成长”。

　　在这本书涉及的三十五年中，您的研究课题、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一直在转变，请您谈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?促使您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?

　　李伯重：这的确是一个很长的过程。我1986年第一次到美国去参加罗斯基教授和李明珠教授组织的工作坊。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是让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话，经济学家能向经济史学家学什么，经济史学家需要经济学家提供什么?当时我英文很差，开会也不怎么听得懂，所以带着一个很简陋的录音机，录下来反复地听。之后，我去美国教书、做研究，一开始接触的大多是汉学家，后来接触研究欧洲史的学者越来越多。接触越多，眼界越宽，风格也就会改变。而且作为一个学者，你写东西要让人家看得懂，不单是语言的问题，整个思维和表述方式，必须是能够进入主流，才能与大家一起讨论问题，加入争论，提出新观点。如果仅仅是把国内照样翻译过去，是不会有多少人注意的。因为想看这些著作的人，如果是汉学家，他们看你的原文就行了，而不是汉学家，人家就很难理解你所说的东西。所以我的转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从1986年算起，大概也有几十年了吧，风格一直在改变。像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——1820年代华亭-娄县地区GDP研究》那本书，风格就和早期截然不同了。

　　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：1820年华亭—娄县地区GDP研究》，李伯重著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5月

　　中国的现代史学是从国外引进来的，经济史学更是这样。中国传统中没有经济史学，只有“食货学”。像欧洲过去有“算术”，但那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史学。经济史学是从亚当斯密时始出现的。经济史研究必须有一套理论体系、分期构架、丰富的史料，对历史有比较深切的了解，做出来的成果才能算做真正的经济史，从而也才能真正用中国的情况去参加更广泛的讨论。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太肯花时间去了解外面的动态，闭门造车，这是对自己很不利的。

　　这本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所收文章，以中国经济史（特别是明清江南经济史）为主，因为这是我毕生治学的重点。但是随着见识增长，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要做好经济史，绝不可把眼光仅只盯着自己有限的研究领域。英国经济史学者克里吉（Eric Kerridge）说：“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，而农业史、工业史、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。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，以揭示整体的发展。其他诸如史、宪政史、宗教史、法律史、药物史、海洋史、军事史、教育史等等，其目标都是这样。但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，互不理会，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。首先，经济学家渗入经济史学带来了一种非历史的观念（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）。其次，统计学家的侵入也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。最后，经济史也受到‘历史假设’的困扰，‘历史假设’不仅违背事实，也违反最基本的常识。要摆脱这些困扰，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，开始新的综合。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，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，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，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，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、最崇高的目标。”我觉得他说得很好，道出了今天许多学者的共同心声。因此，我一直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，努力从社会史、生态环境史、自然地理史、文化史、史、全球史等方面，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。作为结果，我也用英文写作了一些用这种新眼光引导的文章，收入了本书。我希望年轻学者也体会克里吉上面那段话中说的“整体的历史”的意涵，并将其作为自己治学的一个目标。

　　李伯重：我自己的体验是：熟能生巧，用一种外语写作，必须常读、常写，才能写好。前面说到，我学习英文写作得益最大的就是德怀特珀金斯教授那本《中国农业发展：1368-1968》，那是我最早读的英文书，我很喜欢那本书，后来和珀金斯教授的关系也很好，我的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：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》英文版（An Early Moden Economy in China: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，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，2020），也多蒙珀金斯教授惠作序。我把他的《中国农业发展：1368-1968》这本书读得很熟，从而模仿他的风格来写，那本书的写法是非常正宗的经济史写法。

　　我认为，学习任何东西，必须要先模仿，然后才能慢慢建立自己的风格。如果年轻学者向我问点英文写作的经验，我建议找一两本分量也不太大、写得很好的英文专业著作，读得很熟，模仿着写。当然也不需要完全模仿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渐渐地把自己的风格加进去。珀金斯教授的那本书，我当时读得熟到这样的地步：书中的一个句子，我大概能记得它出现在哪一页。这样，写作时遇到表达同样意思时，自己没有好的表达方式，就可以翻开看看珀金斯教授是怎么写的，然后调整自己的表述。先父李埏先生是一位经济史学家，他从前写过一篇谈读书的文章，说读书一定要有主次轻重之。